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：加强管理无症状感染者

刚柔交错而生变化，变化而生生不已，如上所说，我们不能将《易传》所说的变化简单地理解为机械的物理变化（尽管它是最基本的），也不能仅仅理解为生物学的自然进化，而应当理解为与人类活动密切相连的生命流行，其中便有目的性和道德进化论的意义。

儒学要为现代文明作出贡献，首先需要现代化，要现代化就必须吸收工具理性，与之相结合。人固然是社会的动物，但决不是凭空就成为社会动物的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一切社会活动都是自然界的赐予，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，只把自然界作为开发与掠夺的对象，把自己看作自然界的主宰，以致犯了严重错误，受到不断的惩罚。

它不是真有一个预定的目的，因为它不是人格化的神，它就是自然界本身。儒家也认为人是目的，但儒家将最高的善即仁视为自然界生生之道的目的性实现，视为人的内在的生命之动力和目的，从根本上说与自然界是统一的。西方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，都有目的论思想，但这种思想后来与宗教神学相结合，成为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。因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内在的，而不是外在的。所谓自然界是善的，无非是说，人的生命来源于自然界，人的生命价值是向善。

继是一个主体性行为，只有人才能继天立极（立人极），也只有人才有善的目的。所谓天人之际，既是指边际，即人和自然界有区别，同时又有一种微妙的内在联系，这就是继善成性。这种说法有一个基本前提，就是把人和自然界对立起来了。

这是人类中心论的说法。仁是一种道德情感，仁民爱物就是这种道德情感的表现。这是儒学面临的最大课题，也是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。总的说来，儒学缺乏工具理性的支持，这是它的最大缺陷。

另方面却将人与自然界真正统一起来，而不是对立起来，说明人只能辅相天地、参赞化育，而不是把自然界作为对象去宰割、去破坏。天命之谓性[1]，天道流行，赋予万物（朱子语），命和赋都是讲天人之际的问题。

这里所说的天，就是自然界。但道德的对象不仅有人类，而且有自然界。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，又是自然界的主体，这所谓主体，不是把自然界作为对象去认识、去改造，而是实现自然界的目的，这个目的就是人自身的目的。这种普遍的宇宙关怀，是仁的最高表现，也是儒家成己成物之学的最高成果。

它指向一个目标，这就是人的生命。从人的方面说是继，从天即自然界的方面谈则是命，是赋。在中国上古时期，也有原始宗教神学，它承认天或帝是有意志有目的的神，能赏善罚恶，人间的一切都是由天安排的，人应当受天命的支配。生生之谓易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这是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基本出发点。

这就涉及目的与工具的关系问题。但是没有外在的目的，自然本身有没有目的性呢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

孔子经常谈到天，但其主要意义已不是指主宰人类命运的神，而是指自然界生长发育的过程。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，引入工具理性之后，就不仅要为天地之心，而且要制天命而用之，关键是处理好二者的关系。

儒家的目的理性主要表现在道德理性与道德人格上，它追求人格的自我实现与完善，其特点是与自然界保持和谐一致，实现万物一体之仁。继是一个主体性行为，只有人才能继天立极（立人极），也只有人才有善的目的。孔子说：仁者乐山，知者乐水。这个观字，既可以说是道德式的静观，也可以说是道德式的反观，但决不是认识论的对观。在儒家看来，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成性，即完成自然界赋予自己的生命。但是，康德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矛盾的。

工具理性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，在人与自然之间架起了一座中介性的认识论桥梁，通过这座桥梁，不断向自然界索取，以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。西方的自然主义传统，则主张自然界无目的，一切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，而自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，人性也是由自然法、自然权利决定的，只要符合自然法、自然权利，人就可以无限地开发自然界。

但这一切都要靠人来实现，因为真正的目的是在人而不在天。人们常常惊叹自然界的精巧与伟大，好像一个能工巧匠，将万物设计得如此和谐而有秩序，其实最精巧最伟大之处，还在于生出人类生命，而人类是有理性的。

* 原载《北京社会科学》1997年第4期，第16‒21页。目的理性突出了人的目的性，当然与人生价值直接有关，同时又与自然界紧密相联，决不仅仅是主观的东西。

这并不排斥差异原则，人的亲亲之情始终是最核心的，其次是人与人的同情与理解，再其次便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。实践有两种，一是道德实践，一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，这一点康德早就提出来了。自然界有一种向善的目的性，实际上是说，自然界有一种有序化的秩序，这种秩序体现出一种方向性或可能性，并不就是人类所说的善。因此，所谓自然界是善的这个说法，只有在以人为主体的天人合一之学的关系中才能说有某种意义，如果离开人的目的性活动，这句话就是毫无意义的，如果站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去说，就更是无意义。

事实上，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，人类已经意识到破坏自然的严重后果，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，于是重新反思人类的活动，因而出现了对目的理性的召唤。因为儒家所说的自然界，本不是因果律的物理世界，而是有目的性的生命世界。

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意，意者心之所发，但有中节、不中节之分，发而皆中节便是仁。要实现人的目的，全在人自身的主体活动，人的主体活动则是由心来主宰的。

他吸收了阴阳、五行等学说以及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，其所谓天已在很大程度上向自然界靠近了。孔子说过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但这仅仅是一个生活中的比喻，实际上他很重视践履，却并不强调工具，君子不器，就是不要看重工具性的作用。

吸收工具理性，是不是意味着遇到无法克服的矛盾冲突呢？ 我提出改变儒学的固有结构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按照儒家所说，情感和情感需要来源于自然界生生之理或生生之道。西方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，都有目的论思想，但这种思想后来与宗教神学相结合，成为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。它所说的自然，是没有生命、没有目的的自然界，是一个机械的、物理的世界，即使是生命现象，也要还原到物理、化学的原因去说明。

所谓自然界是善的，无非是说，人的生命来源于自然界，人的生命价值是向善。这才是作为主体的人真正要做的事情。

这是儒学产生时的一个根本标志。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就是如此。

儒学要为现代文明作出贡献，首先需要现代化，要现代化就必须吸收工具理性，与之相结合。作为儒学核心的仁，就是同生的哲学联系在一起的。